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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其人其书研究再检讨
作者:李健(西安外事学院老子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华老学》第四辑 点击:477次 评论:0

     

老子思想的深入研究,无法回避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老学与孔学的关系,谁先谁后的问题;一个是《老子》文本成书问题,它是一人一时之作,还是多人跨时的学派著作。第一个问题是要回应老学是否批判孔学,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文本》内部分梳,它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还是文本内部有多种思想的流变走向。对《老子》文本,采取静态的打包研究,还是采取历时性的流变研究,是截然不同的思想效果。基于此,有必要对老子其人其书,进行考据上的一个回应与检讨。这个检讨的是基于新的材料,那就是老子简帛研究成果。基于考据,然后进行老子思想的疏解,这体现考据与义理的有机结合。

      一、老学在前、孔学在后之检讨

老子其人主要涉及老学与孔学的先后问题,也就是中国思想史的秩序问题,这无法绕过去。作为现代学术标志的民国古史辨学派,出现了两种思想史秩序。胡适主张老学早出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老子写起,冯友兰主张老学晚出论,《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写起。两本著作至今仍是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老学早出论再次被突出,以陈鼓应、刘笑敢等为代表。但汉学界,仍然以老学晚出论为主流。笔者倾向于老学晚出论,即使依据于早出论提供的史料,也是孔子先讲学,老子后著书。孔老即使同时代,但孔子讲学甚早,老子著书较晚,老子是晚年出关时才著书,孔子不是等老子著书后才讲学。(孔学是以孔子讲学内容为准,老学是以老子著书为准。)另有三个方面证据可以证明老学晚出论。一是民国古史辨学派关于孔老关系的辩论里,梁启超、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从不同角度列出了大量的老学晚出论证据,胡适虽然回应了部分证据,但最后不得不提出“展缓判决”(《古史辨》第六册,第276页),放弃进一步辩论。二是简帛《老子》的出土,进一步验证了五千言晚出论的一些观点,比如郭沂注意到,梁启超提出的晚出证据大都不在郭店《老子》里,说明五千言是历时性完成,成书晚于郭店《老子》(庞光华从汉语史角度列举了诸多五千言战国晚期语词,有的写《西周史》《军事史》注意到《老子》原文“三十幅共一穀”不是春秋车的状貌,春秋车只有二十五幅);而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传抄本,还不能得出《郭店》老子这部分内容不能得出一定在春秋,更不能得出老学早出于孔学(孔子是在春秋讲学),陈鼓应用郭店《老子》质疑老子晚出论,“简本的出土……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陈鼓应,第79页),陈鼓应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学者重新突出老学晚出论,但缺乏证据或研究方法上有些问题,接下来对相关问题进行驳论。1.通过《史记.老子列传》能否得出老学早出?陈鼓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里三个老子有主次,肯定性记载的是老聃(参见陈鼓应第66页);并根据孔子问礼于老子(参见陈鼓应第20页),证老学在孔学之前。需要注意的是,老子是孔子问礼的那位老聃,只能证明孔老同时,不能证明老学在前。相反,孔子讲学在先,而《史记》恰恰记载老子著书是在出关时,老子著书是比较晚的。另外,《史记.老子列传》里又记载了老子对孔子的批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史记》)。孔子问礼,老子对礼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是陈旧的事物,是对孔子恢复旧礼的否定,同时也说明老子不是复古主义,而是与时偕行。在《老子》里还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的表述。老子批判孔子,在学理逻辑上,也是孔学在前。有的人提出,老子批判仁义礼智,未必针对孔学,孔学之前也有仁义礼智,但要注意到孔学之前的仁义礼智等是散漫的,孔学进行了系统性讲解,而老子又对仁义礼智等进行了结构性批判,“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第六十五章)、“六亲不和,有孝慈”……,这说明老学是通过破孔学而立自己的学说,帛书《老子》德经在前,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一章开篇,也是以批判孔学出场。2.老子与孔子有相同的词句,能得出老学在前吗?胡适以孔子提无为得出孔子受到老子影响而老学在前,后来论辩对手又反着说,认为老子提无为是受到孔子影响,胡适后来做出了反思,认为孔老词句的相同不能得出一定谁影响了谁,“同样的用孔子说‘无为’和老子说‘无为’相比较,可以证老子在孔子之前,也可以证《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后承袭孔子!所以我说这种所谓‘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古史辨》,第六册,第265页)但遗憾的是陈鼓应仍然采用同样的方法证老学在前,“《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陈鼓应,第28页),陈鼓应忽视了其实《诗经》里就有多处无为的原文。陈鼓应还认为《论语》的“以德报怨”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这一条是《论语》记载孔子曾引用《老子》话的铁证”(陈鼓应,第28页),陈鼓应的说法沿袭张岱年,后来李学勤沿袭陈鼓应说法(李学勤,第112页)。都忽视了胡适在《古史辨》里的反思,同时忽视了其实“以德报怨”或“报怨以德”都不是老子或孔子首创,也有学者对陈鼓应先生提出了质疑,“以德报怨”已是春秋时人的一种共同观念,北起周室,南起吴越,莫不已然”(杨兆贵等,第110页)。其实,“报怨以德”老子未必说过,早在姚鼐时就提出“报怨以德”与前后文不符,应为后学注混入,而出土的郭店《老子》正好有同章而无同句,地下文献与地上考据吻合了。陈鼓应还用《墨子》与《老子》的相同词句证老学在《墨子》前。列举的10处原文里,其实只有一句和老子基本相同,《墨子》里有“功成名遂”,《老子》里有“功成事遂”。(陈鼓应,第72-76页)同样也可能是《老子》出自《墨子》,或共同出自更早的经典。1.通过《史记.老子列传》能否得出老学早出?陈鼓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里三个老子有主次,肯定性记载的是老聃(参见陈鼓应第66页);并根据孔子问礼于老子(参见陈鼓应第20页),证老学在孔学之前。需要注意的是,老子是孔子问礼的那位老聃,只能证明孔老同时,不能证明老学在前。相反,孔子讲学在先,而《史记》恰恰记载老子著书是在出关时,老子著书是比较晚的。另外,《史记.老子列传》里又记载了老子对孔子的批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史记》)。孔子问礼,老子对礼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是陈旧的事物,是对孔子恢复旧礼的否定,同时也说明老子不是复古主义,而是与时偕行。在《老子》里还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的表述。老子批判孔子,在学理逻辑上,也是孔学在前。有的人提出,老子批判仁义礼智,未必针对孔学,孔学之前也有仁义礼智,但要注意到孔学之前的仁义礼智等是散漫的,孔学进行了系统性讲解,而老子又对仁义礼智等进行了结构性批判,“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第六十五章)、“六亲不和,有孝慈”……,这说明老学是通过破孔学而立自己的学说,帛书《老子》德经在前,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一章开篇,也是以批判孔学出场。2.老子与孔子有相同的词句,能得出老学在前吗?胡适以孔子提无为得出孔子受到老子影响而老学在前,后来论辩对手又反着说,认为老子提无为是受到孔子影响,胡适后来做出了反思,认为孔老词句的相同不能得出一定谁影响了谁,“同样的用孔子说‘无为’和老子说‘无为’相比较,可以证老子在孔子之前,也可以证《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后承袭孔子!所以我说这种所谓‘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是一把两年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古史辨》,第六册,第265页)但遗憾的是陈鼓应仍然采用同样的方法证老学在前,“《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陈鼓应,第28页),陈鼓应忽视了其实《诗经》里就有多处无为的原文。陈鼓应还认为《论语》的“以德报怨”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这一条是《论语》记载孔子曾引用《老子》话的铁证”(陈鼓应,第28页),陈鼓应的说法沿袭张岱年,后来李学勤沿袭陈鼓应说法(李学勤,第112页)。都忽视了胡适在《古史辨》里的反思,同时忽视了其实“以德报怨”或“报怨以德”都不是老子或孔子首创,也有学者对陈鼓应先生提出了质疑,“‘以德报怨’已是春秋时人的一种共同观念,北起周室,南起吴越,莫不已然”(杨兆贵等,第110页)。其实,“报怨以德”老子未必说过,早在姚鼐时就提出“报怨以德”与前后文不符,应为后学注混入,而出土的郭店《老子》正好有同章而无同句,地下文献与地上考据吻合了。陈鼓应还用《墨子》与《老子》的相同词句证老学在《墨子》前。列举的10处原文里,其实只有一句和老子基本相同,《墨子》里有“功成名遂”,《老子》里有“功成事遂”。(陈鼓应,第72-76页)同样也可能是《老子》出自《墨子》,或共同出自更早的经典。

3.通过老子文本与《诗经》《楚辞》文本比较能否得出老子早出?刘笑敢通过《老子》与《诗经》、《楚辞》的文风比较(用韵、修辞、句式等),认为《老子》接近《春秋》风格,不接近《楚辞》风格,这一比较是用心的,也是有意义的,但由此而得出《老子》在《楚辞》之前,且《老子》可能就在春秋,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因而《老子》与《诗经》的多方面的相似性说明《老子》完全可能是春秋末年《诗经》时代遗风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战国中期《楚辞》时代的作品”(刘笑敢2015年,第13页),“《老子》应该是在《诗经》时代影响下的作品,具体说来也就是春秋末年”(刘笑敢,2015年,第50页)。如果《老子》文风接近《诗经》,而不接近《楚辞》,同样也可以《老子》在楚辞之后。一是,《老子》在楚辞之后也可以不吸收《楚辞》风格,比如战国晚期诸多著作都有《楚辞》风格吗?(今人写古体诗而不写今体诗的诗人,不能得出他的作品年代在古代);二是,即使《老子》接近《楚辞》风格,也不能必然得出孰先孰后,也可以是《楚辞》受到《老子》影响;三是,就即使假设《老子》在春秋末年,同样无法得出必然在孔学之前,孔学也在春秋末年。

二、老子一人著书五千言之检讨

在文献学里,整个诸子书都是流变而成,且为学派著作,这些都是基本共识。余嘉锡认为“秦汉诸子即后世文集”,吕思勉也认为“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李泽厚、熊铁基、高华平、郭沂、池田知久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过“五千言非一人一时之作”。李泽厚如此评价《老子》文本性质,“竹简所录当为古本……今本《老子》乃不断增改,历经数百年始定形的结果,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解决长期聚讼纷纭的时代、作者等问题。”(李泽厚,第420页)熊铁基提到,“汉代曾经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熊铁基,《光明日报》)但在哲学学科里,不少学者还坚持“老子一人一时著书五千言”的说法。下面对常见的一些误解进行驳论。1. 通过今本《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能否得出老子一人一时著书五千言?陈鼓应提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老子原为史官,到了晚年从史官退隐时,写了《老子》上下篇,内容是言道、德之意,字数是五千言,这与现在通行本的《老子》是一致的,也与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乙本相符”(陈鼓应,第66页)。陈鼓应认为司马迁明确了老子是史官,但《史记》里原文是“守藏室之史”,并没有说是史官,吕思勉考据“守藏室之史”是小库吏。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与帛书本与通行本相符合,并不能得出老子一定写了上下篇的五千言。一是,司马迁是汉代的,而春秋战国文献里没有记载老子著书五千言,司马迁突然提及,只能是来自传说或汉代《老子》面貌。郭店《老子》作为战国中期偏晚的传抄本,篇幅、结构、内容就与通行本差异很大,郭店本、帛书本、通行本等多本之间的历时性差异,进一步确认《老子》文本具有流变性,犹如丁四新所言:“根据《老子》的出土诸本与其传世诸本的对照来看,从先秦到刘向定编之前,至少有一部分子书文本实际上一直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并且,还可以发现,这些文本抄写的相距时间愈近则其差异性愈小,愈远则其差异性愈大。”(丁四新,第129页)高华平通过战国文献对《老子》的引文进行考察,认为战国时期还不具备五千言的规模,“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高华平,2019,第107页)2.通过郭店《老子》甲乙丙三本形制、字体、用字不同,能否得出郭店《老子》是摘抄本?陈鼓应提到,“简本《老子》之所以为节抄本,究其原因不在乎有二:一是由于竹简繁重,书写工具不易,全本不易流传;二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构思和意图来进行摘抄”。(陈鼓应,第83页)陈鼓应的讲法,是借余嘉锡接着讲,余嘉锡讲到古书有某种需要只抄取有一篇的现象。但并不能必然得出郭店《老子》三本系摘抄。余嘉锡同时还讲过“秦汉诸子即后世文集”,包括今本《老子》也是学派著作,在战国中期时不具有五千言规模也就属于正常。如果甲乙丙摘抄自同一文本,而甲乙丙三本的内容反映出的年代又有差异,显然不符合常理。甲乙丙有时间差异,且竹简形制、思想内容有差异,反而体现了文本发展的历时性,证明三本不是同一个作者,后来才作为同一学派合并进五千言。彭浩:“一般来说,用于抄写同一篇文章的竹简长度、形状及契口的高度都是一致的。《说文》云:等,齐简也。多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参见艾兰等,第36页。)陈鼓应列出两大原因仅仅是推测,并无实据。在讲第二个原因时,陈鼓应引王博的讲法,“王博在达慕斯大学《老子》会议论文中指出:各组的抄写都体现出抄者的侧重,如乙丙组各有自己的主题,乙是修身,丙是治国,甲组也可以大致分为这两个主题,第一部分与丙组类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陈鼓应,第83页)但王博的看法预设了原作者不能有主题,这种预设是不当的。如果有主题就是摘抄本,成玄英认为五千言也有主题结构,五千言也是摘抄本?另外,王博对各本的主题定位,也是有出入的。比如提“乙是修身”,而乙本的8章里就有3章提到国(邦)或天下(有一章提到“可以有国”,有一章提到“爱以身为天下”,有一章提到“以天下观天下”)。对甲本概括也有出入,甲本有5组竹简,整理小组拼合的甲组顺序仅仅是临时的,李零根据分篇符号等拼合的顺序就很不同。郭店《老子》三本有差异,不能简单以摘抄本推测遮蔽专业的文献学考据。周凤五与高华平是文献学的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互证了郭店《老子》甲本与乙丙本是经与后学的关系。周凤五从形制差异分出经与传,“郭店竹简有经与传注之分,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以简策区分经、策的原则是一致的”, “简端形状也是区分经、传的主要依据,梯形为经,平齐者为传”(周凤五,第59页),“(郭店)甲组《老子》……竹简的上下端都修整为梯形”, “乙、丙两组《老子》的简端同样平齐而非梯形,显示其与甲组《老子》确有区隔。”(周凤五,第54页。)高华平从内容体例差异上分出了经与解说文,“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解说文’)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高华平,2016,第93页)有的学者通过郭店《老子》甲本与丙本重复章节内容有差异,而得出郭店《老子》三本有不同的祖本,或得出郭店本是摘抄本都是不当的。陈鼓应认为,“甲组文义较近祖本,它所根据的传本当比丙本要古早,再则由甲丙组合于今本第64章下段的部分内容相重而字迹颇有差异这一点来看,可见抄手根据的是不同传本”。(陈鼓应,第82页)陈鼓应忽视了甲本与丙本同章而内容与字迹有差异是由于两个本子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则丙本同章内容可以由甲本流变而来,未必一定是不同祖本。字体不同也是时间差异造成的,而书法不同是不同抄手而为,这都不能得出同一章一定有不同传本。河上公本与王弼本某几章有差异,难道能得出他们一定有不同的祖本?3. “文本趋同说”能否得出五千言在前?刘笑敢提出“文本趋同”说,首先注意到了《老子》文本的流变,“《老子》已经经过两千年的演变,这种演变至今未止。竹简本、帛书本的发现,更为《老子》演变的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激发了延续古代《老子》的新潮。”(刘笑敢,2006年,第69页)并认识到“近古必存真”的考据原理,“事实上,越是流传广、通行久的版本,其演化越多,距离原貌越远;倒是不大流传的传世古本比较接近古本旧貌”(刘笑敢,2006年,第30页)。依照此原则,郭店《老子》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老子》文本,则更接近《老子》原貌,而刘笑敢却把郭店《老子》当作摘抄本对待,从而预设有一个五千言祖本,而遮蔽了五千言系由少到多层累构成,“大体说来,各种八十一章本虽然可能各有所依,但最初当有一个共同的八十一章作祖本”(刘笑敢,2006年,第137页)。由于忽视从郭店《老子》到帛书《老子》再到今本《老子》的层累关系与流变线索,刘笑敢在论述“文本趋同”之“思想聚焦:增加核心概念”时,无法自洽的解释诸本现象。刘笑敢认为,今本老子与帛书老子相比,“道”、 “无为”、 “圣人”等核心概念都有所增加(参见刘笑敢,2006年,第50一56页),但都有诸多反例可以消解。关于“无为”的概念,郭店《老子》出现了7次,今本《老子》篇幅是郭店《老子》的3倍,如果核心概念增加,应在21次以上,而事实上只出现12次,不增反减;郭店《老子》有“道恒无为”,而帛书本却变成了“道常无名”;关于“道”的概念,郭店《老子》有“天道芸芸”,而今本反而变成了“夫物芸芸”;刘笑敢也注意到帛书《老子》有“古之善为道者”,而今本《老子》却变成了“古之善为士者”。关于“圣人”的概念,郭店《老子》甲本早于丙本,而甲本有“是以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在丙本里却变成了“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刘笑敢在论述“文本趋同”之“思想聚焦:调整段落文句”时,认为从郭店《老子》的“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到五千言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从帛书本开始,这一段的次序重新安排”(刘笑敢,2006年,第57页),但北大汉简《老子》在帛书《老子》之后,仍然保留郭店《老子》的次序,且《淮南子.道应篇》引用时也如此。另外,刘笑敢把传说中的傅奕本作为“介于竹简本、帛书本和今本之间的过渡性版本”(参见刘笑敢,2006年,第29-30页),有时序上的错置。傅奕本有项羽妾墓本的内容仅仅是传说,另傅奕本也被后人大幅度修改,范应元本也有过交代(蒋门马注意过这个问题);傅奕本与今本内容很接近,与郭店《老子》比较,帛书《老子》更接近郭店《老子》,而傅奕本却几乎无郭店《老子》的内容,也说明不可能有项羽时期的内容。傅奕本是唐传本,且后人修改幅度大,王弼本在《隋书.经籍志》里就有记载,王弼本应排序在傅奕本之前。关于对刘笑敢分章问题,余英时在刘笑敢的《老子古今》序言里提出了质疑。丁四新也对此提出了质疑,“汉简本是一个基本定型的本子,它的分章非常清晰,共有七十七章,上经四十四章,下经三十三章,分别对应于今本之《德》篇和《道》篇。而八十一章本及《道》先《德》后的次序,据宋人谢守灏《混元圣纪》(载《正统道藏》)引《七略》,乃由刘向校中秘书时所裁定。顺便指出,刘笑敢所谓‘王弼本分为八十一章当在明代后期或清代’的意见并不正确。”(丁四新,第119页)其实王弼注也有分章意识,比如第66章整章都没有注释。《老子》五千言81章到底如何历时性形成的?还是有一些较为可靠的文献线索。郭店《老子》甲本是所见最早的文本,且甲本地位最高(周凤五注意到甲本竹简形制规格高于乙丙本,甲本为经,乙丙本为传;高华平注意到内容体例上,甲本是经的风格,乙丙本是解说文风格;李零注意到,甲本有结构秩序,而乙丙本结构散漫);甲本是19个单元,而谭宝刚注意到唐代陆德明正好提到“老聃为喜著书19篇”。多方证据来看,甲本或为老子元经,至少是早期的经典化文本。(唐代陆德明有没有可能看到郭店《老子》的传本呢?是有可能的。据汉学家鲍则岳考据,陆德明《老子音义》里有三处文字出自郭店《老子》,而不出自其他《老子》版本。李学勤等还注意到,宋代的《汗简》、《古文四声韵》提到的“古老子”文字,有的与郭店《老子》一致,比如提“古老子”里的“彳人亍”,郭店《老子》有,而其他版本无。)郭店《老子》乙丙本为15个单元(含《大一生水》两篇,曹峰等认为《大一生水》是两篇),而《史记》提到,“老莱子著书15篇,言道家之用”。甲本地位高,作为经,乙丙属于后学,故“言道家之用”。甲本为老聃著的经,乙丙应为老莱子著的传。甲本19个单元,乙丙15个单元,已有34个单元,离81章还缺47个单元。而《汉书.艺文志》里提到老子三家注正好47篇,这47篇也是老子的传。(《老子邻氏经传》4篇,《老子傅氏经说》37篇,《老子徐氏经说》6篇。)即老聃著经十九,老莱子作传十五,邻氏/傅氏/徐氏再作传四十七,共计八十一,或为太史儋整理合集五千言八十一。81章的章是后来的说法,81章的章其实就是篇。 结语: 关于老子其人,简帛《老子》文献更支持老学晚出论,这需要重新反思老子的思想史定位。孔老之间,传统的老子印象是孔子的老师,在考据上可以重新确立老子的批判性地位,批判的价值比施授的价值更大。不论是孔老会面,还是《老子》文本自身,都能明确体现老学对孔学的批判。在整个道家体系更能看到批判性色彩,一是批判儒学学术,二是批判现实专制。关于老子其书:简帛《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巨大差异,本身也体现出《老子》文本的流变与层累构成。今本《老子》非一人一时之作既符合多本差异之状貌,也符合诸子书作为学派著作的大概率。关注到今本《老子》作为学派著作在历时性中生成,有利于克服共时性打包文本研究造成的遮蔽,有利于关注到文本内部的义理分梳及其历时性发展脉络。把五千言里的自然共时性处理,与历时性处理,视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论语记录了孔子各个时期的话语,如共时性处理会这次孔子思想的变化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关注方法的问题。近几十年的“走出疑古”潮流,一方面有利于克制疑古过勇,但一方面造成了信古的泛滥。学术研究作为科研活动,必须守住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以疑为前提,突出理性精神,警惕把信仰、情感当做学术主线。古史辨学派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标志,以科学考据与现代价值为根基,其人术遗产值得今天的学人应进一步弘扬。

参考文献:


古籍:《诗经》《论语》《老子》《文子》《说文解字》《史记》《老子注》《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等。艾兰等,2002:《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陈鼓应,2008年:《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丁四新,2013年:《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高华平,2016年:《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第4期。高华平:2019:《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一一由<韩非子>等战国的<老子>引文来考察》,《中州学刊》2019年第10期。李学勤,2009:《古文献论丛》,中国人民出版社。木斋,2019:《先秦文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罗根泽(编著),2015年:《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海南出版社。刘笑敢,2016年:《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笑敢,2015年:《老子一一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东大图书公司。杨兆贵等,2015:《老学早于孔子说商榷》,《管子学刊》第3期。周凤五,2000年:《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识》,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更新:2021/2/27 7:28:38 编辑:fengye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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